《诗经》中蕴含的社会治理智慧

2023年6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：“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，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。”《诗经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，以优美的诗章记录了周代的社会风貌，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智慧。从“敬天保民”的民本理念，到“诗礼教化”的社会规范；从“明德慎罚”的司法理念，到“甘棠决讼”的司法实践，《诗经》展现了一套以德法共治为核心、以仁慎相济为方式、以风雅之治为特征、以家国协同为支撑的综合治理模式。这种模式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基础，更对当代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德法共治——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

周代以天命信仰与保民安邦为政权合法性来源，在治理实践中确立了以道德教化为主导、刑罚惩治为必要补充的“德主刑辅”原则，奠定了德法共治的理念基础。

敬天保民：德法共治的价值本源

周代以“敬天保民”为治国纲领，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上》载：“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，强调天命与民心相合。统治者将“民”视为治理的核心，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以“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”警示统治者须亲力亲为，躬身取信于民，方能稳固邦基。这种民本思想在《尚书·夏书·五子之歌》中凝练为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成为中国传统治理的核心理念。从本质上看，“敬天”是道德约束，要求统治者敬畏天命、修德正己；“保民”是实践目标，强调治理的根本在于保障民生、凝聚民心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云：“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”，《尚书·周书·蔡仲之命》云：“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，进一步阐明德行与天命的关系，即唯有施行德政，才能获得上天眷顾。

明德慎罚：德法共治的基本范式

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中提到殷商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曾是莫听，大命以倾”，指出殷商虽无贤臣辅佐，仍有成法可依，但因拒听规谏、滥用刑罚，终致灭亡。所以周代总结殷商“重刑辟”导致灭亡的教训，提出“明德慎罚”，主张德教为先、慎用刑罚，要求统治者要“以德配天”，做到以德保民、以刑辅德。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提醒“罔敷求先王，克共明刑”，强调“辟尔为德，俾臧俾嘉。淑慎尔止，不愆于仪”，倡导以道德规范行为，减少刑罚适用。这种理念在法律实践中还表现为对程序正义的追求，如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记载的“五听”制度，通过辞听、色听、气听、耳听、目听判断当事人陈述真伪，体现了对程序理性的早期探索。周代明确区分故意犯罪（非眚）与过失犯罪（眚），并给予不同处罚；《周礼·秋官·司刺》中有“三宥之法”，即“一宥曰不识，再宥曰过失，三宥曰遗忘”，对认识错误、无心之失、疏忽遗忘这三种情形可以宽宥处理，体现了对过失犯罪从轻处理的原则。这种德法互补的治理思路，既避免了单纯依赖刑罚的暴虐，又防止了道德说教的空泛，形成“明德慎罚”的治理模式，成为后世社会治理的传统底色。

仁慎相济——司法实践的核心智慧

《诗经》及其他古代典籍生动表明，周代司法实践秉持亲民高效、程序严谨、宽严相济、罚当其罪的原则，彰显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程序理性，培育了社会治理的法律文化基因。

甘棠决讼：巡回审判的司法典范

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开篇即言“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”，通过对甘棠树的赞美和爱护，颂扬召公的德政，表达对召公的赞美和怀念。据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记载，召公“巡行乡邑，有棠树，决狱政事其下”，开创了就地、公开审理的模式。召公深知百姓疾苦，为不打扰百姓，每次巡视办公、体察民情时，轻车简从，在甘棠树下搭建一个临时草舍，来“决狱政事”。无论是贵族侯伯，还是平民庶人，召公都能秉持公正，使他们“各得其所，无失职者”。召公去世后，“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怀棠树不敢伐，歌咏之，作《甘棠》之诗”，“甘棠决讼”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这种模式具有诸多显著优势，从便捷性来看，就地审理缓解了百姓往返于官衙的奔波之苦；从亲民性来看，在甘棠树下与百姓近距离接触，增强了百姓对司法的信任和认同；从公正性来看，便于司法官直接了解案情，避免信息传递失真，从而更全面、准确地把握案件事实，作出公正裁判。

层级分明：诉讼程序的早期探索

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中记载了一起婚姻纠纷，女子在诉讼中直斥男子强横无理“虽速我狱，室家不足”，明确表示拒绝强迫婚姻“虽速我讼，亦不女从”。周代构建了层级分明、体系严密的诉讼程序。《周礼·秋官》规定，基层司法官乡士、遂士等负责对刑罪案件进行初步调查、审理，梳理案件的基本事实和相关证据，提出处理意见后，移交司寇进行终审。司寇作为中央司法机构的重要官员，对案件进行最终裁判，确保审判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。在遇到重大案件时，则实行“三刺”制度，“一刺曰讯群臣，再刺曰讯群吏，三刺曰讯万民”，通过集体议决让判决结果更能符合普遍认知和公正原则。而非刑罪案件则先由地方行政官乡师、遂大夫等调处，强调以教化为先，通过调解化解矛盾纠纷，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化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这种机制，既保障了法律的威严，又发挥了基层自治的作用。

刑罚适度：宽严相济的量刑原则

《诗经·小雅·菀柳》提出：“上帝甚蹈，无自暱（昵）焉。俾予靖之，后予极焉。”《毛诗序》评该诗为讽刺周幽王“暴虐无亲”“刑罚不中”，强调刑罚须适度，避免过度严苛。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在赞颂商王成汤“何天之休，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”时，指出治理手段要张弛有度，刑罚适中，不能过于严猛，也不能过于弛慢。同时，《尚书·康诰》提出“寇攘奸宄，杀越人于货，暋不畏死，罔弗憝”，反对“抢劫盗窃、为非作歹，甚至杀人劫货，且强横不怕死”等严重犯罪行为，主张“刑以止刑”。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呼吁“式遏寇虐，憯不畏明”，强调对凶暴残害百姓的权贵或暴徒，要不畏权势，坚决执行刑罚，遏制暴虐、彰显刑罚威严。这种宽严相济的原则在《周礼》中具体化为“五刑”（墨、劓、刖、宫、大辟），根据罪行轻重分级处罚，同时允许“赎刑”（以财物抵罪），体现刑罚的灵活性。例如，“墨辟疑赦，其罚百锾”，对疑罪实行赎免，避免冤滥。

风雅之治——诗教相成的路径规范

周代将礼乐教化作为治理体系的柔性载体，通过《诗经》“教以化之”功能，将道德伦理浸润于百姓日常生活，同时注重礼乐教化与法律强制手段的功能互补，共同引导、规范社会行为。

诗以载礼：道德教化的柔性方式

《诗经》作为礼乐文化的载体，承担着“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功能，将“礼”的规范融入日常生活。例如，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用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描绘婚姻之美，强调“宜其室家”，弘扬家庭和睦；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以“我有嘉宾，德音孔昭。视民不恌，君子是则是效”，歌颂宴饮之礼，倡导要效仿贤德、引导向善；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通过“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，赞美君子的德行。“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”礼是周代社会的行为准则，涵盖礼仪、伦理、法律等多重内涵。《诗经》通过婚礼、祭祀、宴饮等具体场景展现礼的实践，使抽象的道德规范具象化，形成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教化效果。这种以文化人的治理方式，比单纯的法律强制更具渗透力，奠定了中国“礼法合一”的传统。

乐教刑杀：刚柔并济的治理手段

周代主张“乐与政通”，认为音乐可“通伦理”“和民心”。《诗经》中的“雅乐”用于祭祀、朝会，强化等级秩序；“风诗”采集民歌，反映民情。如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通过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”的反讽，揭露贵族“无功受禄”的剥削行为。《国语·晋语》有“风听胪言于世”，听取百姓的歌吟，实现“天听自我民听”，通过诗歌疏导社会情绪，预防矛盾激化。同时，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强调“不大声以色，不长夏以革”，指出不应靠暴力与刑罚威慑，而应以道德教化治国。《礼记·乐记》提出“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政以一其行，刑以防其奸”，明确将“刑”作为治理的刚性手段。《尚书·大禹谟》提到“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”，强调刑罚虽然起辅助作用，但作为必要的威慑手段，同样不可或缺，只是对其使用相对谨慎、节制。这种“乐教为柔，刑杀为刚”的全方位社会治理体系，强调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，既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，又坚守法律的底线，实现刚柔并济的治理效果。

家国协同——多元主体的互动格局

周代社会治理体系依托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协同互动，一方面通过“采风”纳谏等方式，倾听民声、修正政策；另一方面依靠宗族血缘纽带与自治功能，施行教化、稳固秩序，构建起上下通达、官民共治的立体化治理格局。

观风纳谏：民情上达的有效机制

周代建立“采风”制度，《礼记·王制》载周天子“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”，设专职的“行人”为采风官员，持木铎巡行四方，“巡游万国，采览异言”。通过采风所得民歌，了解民生疾苦和调整政策，“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”。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收录了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等十五个地区的一百六十篇民歌，生动体现了《毛诗序》所称的“下以风刺上”的功能。如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用“不稼不穑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”揭露贵族的不劳而获；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用“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？”指出农人缺衣御寒的生存困境。采风制度作为周代纳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反映了中国古代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的治理智慧。

家族自治：宗法制度下的秩序基础

《诗经·小雅·棠棣》云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务（侮）”，强调家族内部应该团结，共同抵御外来欺辱。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言“取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”，即婚姻须经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。这既是遵循周礼“尊尊”“亲亲”原则的必然要求，也是通过家族权威保障社会秩序，继而维护宗法社会的伦理结构和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。在周代治理体系中，宗族组织通过宗法伦理维系血缘内部秩序，构成了“国”之区域治理的社会基础，而具有官方认可身份的宗族“乡老”，专司教化乡民、调解纠纷，进一步辅助和完善了基层治理格局。

《诗经》中的社会治理思想，是周代先民智慧的结晶，挖掘《诗经》中的社会治理智慧，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，更是为现代社会治理寻找本土资源的有益探索。我们要“执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”，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得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。

（来源：人民法院报，作者单位：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法院）